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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9. 注释：“为祭祀而工作”——《薄伽梵歌》认为，职责本身即称为“祭祀”。“祭祀”一词涵盖一切身体、世俗及灵性活动，如祭祀（仪式性献祭）、布施、苦行、供奉、朝圣、誓愿、研习吠陀等。即便是职业、服务、学习、教学等，只要依职责而行且为经典所认可，亦称为祭祀。一切为予人喜乐与利益而行的行动，皆是“为祭祀而工作”。践行“为祭祀而工作”能迅速根除执着，并消解业瑜伽士的一切业力（《薄伽梵歌》4.23）。换言之，此类行动本身并不构成束缚；相反，它们还能消除过往累积的业力储备。实则，一个人的境界取决于其目标，而非行动。例如，商人的首要目标是获取财富；因此，实际上他的境界安住于财富之中，一旦关闭店铺，其心念便转向财富。同样，当践行“为祭祀而工作”时，业瑜伽士的境界安住于其目标——唯有神——之中，行动结束后，其心念便转向神。不同种姓（社会阶层）各有其职责。对某一特定种姓而言是其正法（自法）的行动，对其他种姓则成为他法，即“为其他目的之业”，因其未为他们所规定。例如，以乞食维生是婆罗门的自法，却是刹帝利的他法。同理，以无欲态度履行职责是人的自法，而以有欲态度行动则是他法。一切有欲动机及被禁止的行动，皆归于“为其他目的之业”的范畴。所有为自身享乐、荣誉、声望、舒适等而行的行动，亦属“为其他目的之业”（参见第126页注释）。因此，无论行动多么微小或重大，修行者皆应警觉：行动不可带有任何自私动机。修行者即恒常警觉之人。故而，修行者必须对其修行保持警醒与觉知。关于“为其他目的之业”，有两种微妙心态：（1）若有人到访，某人虽口出敬语如“请进！请坐！”，内心却自诩为君子，或怀有“此言将在访客心中留下好印象”之心态，则因隐含自私心态，此即“为其他目的之业”，而非“为祭祀而工作”。（2）若在灵性聚会、集会等场合，某人提问时怀有“讲者与听众将视我为博学，我将在他们心中留下好印象”之心态，则此即“为其他目的之业”，而非“为祭祀而工作”。要旨在于：修行者应行动，但行动中不应有自私、欲望等心态。行动未被禁止；被禁止的是有欲心态。修行者不应以享乐与奢华的理智行事；因为此类理智包含对享乐的执着与欲望，致使业瑜伽的修习无法实现。即便仅以维生之理智行动，亦会延续生存之欲。因此，维生之理智亦当舍弃。修行者应唯以修行之理智行一切行动。最上乘的修行者，甚至不为自身解脱而行任何行动，而只为他人福祉行动。缘由在于：自身福祉通过为他人行动而达成，非为自身行动而得。自身福祉即寓于他人福祉之中。视自身福祉与他人福祉分离，实为谬误。因此，所行一切世俗与经典规定的行动，应唯为世界福祉。为自身享乐而行的行动必成束缚；即便为自身个人福祉而行的行动亦成束缚。仅着眼于自身福祉，便维系了个体性。故且不论其他行动，即便持咒、观想、冥想与三摩地，亦应唯为世界福祉而行。其意是：通过粗身、精身、因果身这三身所行一切活动，皆应为世界，非为自身。“业”是为世界；而与世界联结断除后，“瑜伽”与神合一则是为自身。此即称为业瑜伽。 “这个世界受业的束缚”——履行职责行动（祭祀）的权利，首要唯属人类。主在创世循环的语境中进一步阐述了此点（3.14-16）。职责行动唯由那些以利益众生、予其喜乐为目标者践行。当人行动非为他人福祉，而仅为一己享乐时，他便受缚。以执着与自私心态行动，乃束缚之因。若无执着与自私，行动自然为一切众生福祉而行。束缚源于心态，非源于行动。人非为行动所缚；实为他对行动所怀的执着与自私心态所缚。 “因此，琨缇之子啊，毫无执着地履行你的职责”——此处，主以“毫无执着”一词意指：束缚唯因对行动、对象及行动所凭藉的工具——身体、心意、理智等——的占有欲与执着而生。因占有欲与执着，即便职责行动亦无法自然恰当地履行。若无占有欲与执着，为他人福祉的职责行动便自发而行；若无可履行的职责行动，则安住于自然状态、自身本质之中亦自发发生。由此，修行持续无间，永不中断。因懒惰与疏忽而舍弃规定行动，称为“愚昧型舍弃”（《薄伽梵歌》18.7），其果报是愚痴，即投生迷惑物种——“愚昧形态的结果是无知”（《薄伽梵歌》14.16）。视行动为痛苦而舍弃，称为“激情型舍弃”（《薄伽梵歌》18.8），其果报是获得痛苦——“激情形态的结果是痛苦”（《薄伽梵歌》14.16）。因此，主在此并未让阿周那舍弃行动；而是教导他，依经典规定，热忱且完美地履行职责行动，远离自私、占有欲、对结果的执着、欲望、渴求、偏袒等，此称为“善良型舍弃”（《薄伽梵歌》18.9）。主自身进一步言明：于我而言，无事需为，然我仍谨慎从事行动（3.22-23）。恰当履行职责行动时出现懈怠，源于两个原因：（1）人性使然，必先渴望结果，方投身行动。当他见业瑜伽要求不应怀有对结果的欲望时，便思忖：“我究竟为何要行动？”（2）开始行动后，若后来意识到其结果将不利，便思忖：“即便我以最佳方式行动，若得不利结果，那我究竟为何要行动？”业瑜伽士既不怀任何欲望，亦不渴求任何易逝之果；他履行职责行动，唯着眼于世界福祉。因此，基于上述两个原因，其职责行动中不可能产生懈怠。尖锐要点：人性普遍已形成一种倾向：唯对感知到自身私利之行动，方极热切地履行。但正是那行动成为其束缚。因此，为解脱此束缚，依业瑜伽而行对他至关重要。在业瑜伽中，一切行动唯为他人，从不为己。这些“他人”是谁？理解此点亦至关重要。除自身身体外，其他众生与对象固然是“他人”。但即便是这些所谓的“自身”粗身、精身（感官、心意、理智、气脉）、因果身（其中居住着假定的“我”），亦与真我分离（参见第127页注释）。缘由在于：真我（个体灵魂）是意识性超灵的分支，而这些身体等是惰性自然的分支。一切活动皆在惰性之中并为惰性而发生。意识性之中从未、亦永不会发生任何活动。因此，“作为”全然非为真我，过去不曾、将来亦不可能。然而，意识性将在多大程度上将这些从世界获得的惰性对象如身体等视为“我”、“我的”、“为我”，其本性便在多大程度上成为“为己作为”。因此，通过为他人行动，占有欲与执着易于根除。即便身体状态（童年、青年等）改变，每个生命仍体验着自身持续的存在，其形式为“我仍是同一个”。此不变的存在（个体之存在性）自动与至高实在合一，而变化的身体、感官、心意、理智等，则自动与世界合一。我们所行的任何行动，唯通过身体、感官等而行；因为一切活动皆与自然及自然所生对象相关，与真我（自身本质）无关。因此，若无身体联结，我们无法行任何行动。这确凿证明：我们无事需为己而行；凡需行者，唯为世界而行。缘由在于：“作为”仅适用于能自行作为者。对无法自行作为者，全然无“作为”之规定。凡所行者，唯借世界之助而行。因此，“作为”唯为世界。为己作为，人便为行动所缚——“为祭祀而工作，否则行动便使人受缚于这世界。” 个体不灭不变的本质与易逝变化的身体、感官、心意、理智等之间，并无联结。因此，无物属己，亦无事为己。无身体等之助，我们无能为力；因此，无事需为己而行。在真实本质中，永无匮乏生起；无匮乏生起，便无欲望；因此，无物为己而求。如是，当与行动及对象的一切联结彻底断除（实情本如此），则若有智慧印记，自身本质的直接证悟便发生；若有虔信印记，对神之爱便生起。上下文关联：前颂中，主言明祭祀（职责行动）之外的其他行动构成束缚。因此，为解脱此束缚，需以职责感行动，而非在本质上舍弃行动。此刻，为进一步确立行动的本质义务性，他给出更多理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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